一直到一八七六年张乐行才如愿以偿的进入了国家议会，在这期间李富贵又物色到了那么几位理想主义者，以往他对这样的人一直很头疼，可是现在却需要仰仗起他们来了。在后世林汇博、陈夏还有李林跟着张乐行得到了四恶的称号，在七六年展开的对官员们的斗争中他们四个一直冲在最前面。改变罚俸的做法倒也不是全然不得人心，在李富贵准备转换惩罚方式之后很有一些人被罚俸给罚苦了，二唐帝国没有一套带入档案的警告制度，所以为了纠正那些小错误议会在立法的时候就借鉴了满清时期罚俸，因为李富贵一向喜欢用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在立法的时候这个借鉴被视为理所当然。比如在满清的时候奏章上如果错漏一字就要罚掉三个月的薪俸，这一条就被二唐继承了下来，议员们并没有想到这种做法后来让官员们很是痛苦。因为在满清官员的主要收入不是薪俸，另外那个时候进士出身的国文大师们就不用说了，即便是那些捐班、武将也会聘用一批幕僚专门在文字上下功夫，出错的机会并不多，就算偶尔出了错上面也未必会较真。可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官员的薪俸很高，可是捞钱的机会却少多了，而且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才选拔标准的改变使得奏章或者公文上没有错字越来越难。因此当李富贵开始认真的检查错别字的时候满朝文武有一大半被罚的心里淌血，这个时候李富贵提议以社区服务来代替罚俸一开始还是有不少人赞同的，写错一个字只需要做五个小时的社区服务，这比起罚掉三个月的工资当然要划算的多。不过当服务项目被列出来以后有些人就开始打退堂鼓了。李富贵本人对社区服务没有什么印象，不过当年他可是参加过不少次学雷锋活动，所以他就照着那种形式拼凑了一列长长的名单，结果把不少人给吓住了。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愿意接受新的规矩，这些人一来国文水平很差，在二唐的官场这并不罕见，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也有些人打着投机的心思，有道是官官相卫，皇上让百官进社区，可是这社区不还是属于百官的管辖吗？到时候干什么不干什么还不是自己一句话，总之像通下水道这样的工作是绝不可能出现在官员们的日程上的，最多喜欢下棋的陪乡村野老下下棋，喜欢习武的可以指导一下老百姓的晨练，这样的社区服务也算是浮生偷得半日闲，同时还能增进官民间的感情，何乐而不为。这项改革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被定了下来，因为李富贵找了很多借口要求朝臣们写报告，有道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错一个字就罚掉三个月的工资谁也受不了，有些家伙很快就把自己后半辈子的薪水都罚掉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反而不在乎了，那些原来自持在文字上本领出众的大臣给罚了几次之后也开始软化了，最后大家只好不情不愿的通过了新规定。在规定通过之前李富贵一直和颜悦色的解释着他的初衷，那就是希望官员们更多的接触民间，并无其他的意思，张乐行在河南散布的谣言经过半年多的冷处理在南京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了，所以大家觉得皇上这个想法也并非没有道理，直到那些因为写错字或者别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被李富贵抓住小辫子的家伙落到了四大恶人手中之后大臣们才知道李富贵是在玩真的。张乐行奉李富贵之命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来监督官员们的社区服务，他们倒没有刻意的找脏活累活来难为那些老爷们，但是在他们以及他们的爪牙面前想要有所隐瞒也很困难，南京知府以前总是喜欢在各区之间弄一些评比活动，所以每个区在哪些方面有所欠缺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接受惩罚的大员们被分到各个区然后对本区排名最靠后的项目宣战，上街去劝解大家不要随地吐痰。而到白下区的可就倒了霉这里刚刚因为垃圾清运不及时而被批评，到这儿的老爷们就必须和垃圾打打交道了。张乐行的这种做法当然激起了各种各样的反抗，因为这段时间积攒下来不少罚俸所以换算下来每一位都要干上好几天的苦力，这当然让官员们觉得无法容忍，如果真的这样做下去他们就要彻底的名誉扫地了。在白下区和下关区官员们甚至和社区服务管理委员会的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尤其是在白下区最后在警察的干涉下双方才被分开，在此期间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大家奔走相告，因为他们的父母官南京知府也属于冲突中的一分子。造成了这样的恶劣影响之后委员会与被罚的官员只好上诉议院请求仲裁，在李富贵的主持下双方展开了你来我往的人身攻击，张乐行这一边一口咬死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而对方则谴责他们这是小人得志、狗仗人势，同时还控诉委员会雇的保安打伤了好几位大员，交通部的副部长高高举起自己还在滴血的手指证明他们所言非虚。对于这样的指控委员会则强调是官员们先动的手，他们多人围攻张委员长，保安是出于维护现场秩序的考虑才动武的。李富贵坐在上面任由他们去吵闹，直到他们的嗓子都喊哑了他才开口“最初是为什么闹起来的？”张乐行赶忙上前一步“启禀皇上，有一个小巷中堆满了垃圾，我指派熊大人进去清扫，可是他非但不肯还骂微臣算是个什么东西。”“那个小巷里恶臭扑鼻，肯定是附近的刁民把那里当作了茅房，我再不自爱也是堂堂三品，怎能去做这样的事情？你这分明是在难为我，说什么官民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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