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忙打断他,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生怕有人把他的话听见了。好在周围只有风声,并没有人。
“行不行嘛?嗯?”他不依不饶地问我。我只好发着火回答他:“行行行,行了吧,追着问的,烦不烦。”
耳边的机器还在轰轰地运作着,透光的荧屏上,医生挂起了五六张x射线图,给我讲解说这里位移,那里成角,还有的地方不是骨头出问题,是内脏破了,局部出现肿胀。
还是我醒来时看到的医生。她留短发,烫着卷,年纪大约有五十上下,此刻给我讲解治疗方案,对我说住院这几天一定要注意休息,肋骨自己长长就能好。注意饮食清淡,别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性病方面,不要太担心,现在发现得早,还是一期,不严重。听医生的话,按时注射青霉素,还是有根治的希望。另外私生活方面别人都帮不到,要自己多注意,必须使用安全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
我问她:“我是一期,那一共几期啊?”
“总共是三期。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一期都是皮肤粘膜上的症状,大多数都没感觉,普通人很少留意的。到了二期三期就严重多了,对骨关节、神经方面都有损害。这个病传染性强,以后你跟家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衣服、洗漱物品要单独放,洗澡的毛巾不要混着用,有条件的话最好分开使用卫生间马桶。”
我没有家人,不担心给人传染。我在心中默默念道,但没有说出口,我怕她可怜我。
“神经?神经损伤是说胡话那种吗?”
医生对我的询问露出吃惊的神色,好像在惊诧我还懂这些。
“一些人是有这样的症状的。像是焦虑、紧张等等的情绪反应,严重的会出现精神问题。像是说胡话,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听到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老觉得有人要害他之类的情况,临床上都是有的。一般到了这个阶段就比较棘手了,并发症不好治,所以你可要抓紧机会,好好治疗。我们院的精神科就有几个病人,在精神科治疗了几年不见好转,一检查才发现是神经性梅毒。”
呵,我冷笑出声。应该就是杨坤了,我的病应该就是从他身上得的。整天嚷嚷着有人要杀他,搞得我也鸡犬不宁。
见我不合时宜的冷笑,医生叹了口气,对我说:“你没病就不要装作精神病了。好好配合治疗,别一天天吊儿郎当的。你还年轻,等出院了还有大好前程呢。出去之后就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多干点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第二天中午,老刑警和小警察又来了。
最近天已经完全热了起来,我在病床上能看到骄阳如日中天,天空蔚蓝着湛亮。他们穿着便装,上衣是系扣的白色化纤短袖,裤子穿的是黑色西装,脚上的皮鞋有几道很深的裂纹。这套装扮在这个天气里算得上是热得恼火。
老刑警给我提了点水果,塑料袋装的硬桃。他把水果放在枕头边的床头柜上,又把胳膊下夹着的公文包一并放到了上面,然后拉了两把椅子,给自己和跟班坐下。
他们今天看起来随意多了,心思甚至不在我的身上,而是飘忽不定的,悬浮着一种解脱和喜悦的情绪。我说不上来,但也许是我想多了也说不定。
他刚一坐下,就又摆出那副专注和严厉的表情。小跟班已经掏出本子,翻了几页准备开始记录了。
依然是老刑警先开口:“都是老熟人,见了好几回,那这次就不互相介绍了。”
“行。你们问吧。”我躺在病床上,左腿被绑得高高的,挂在床边的铁架上。右胳膊蜷在身前,像是鸡翅膀。身上还有青青紫紫的好几处伤口,被晾在外面不管了。在这幅情境下,我只能摆出任人宰割的模样。
老刑警调整坐姿,开始了问话:“3月11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这问题已经问过了一遍。“我在阿波罗,值夜班。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五点。”
“有人能证明吗?”
“当天晚上在阿波罗上班的人都能证明。出勤表、监控,上面都有我呢。”
“你确定?”老刑警挑衅般地问我。
跟我玩心理战,简直可笑。我做出疲惫的模样,开口重申道:“我确定。”
“4月23号下午。在我们去到你家里,对你进行情况了解之后,你去到了哪里?”
他说的是我去杀四爷的那天。
“我去了阿波罗。”
“你去阿波罗做什么?”老刑警直勾勾地盯着我,不放过我任何一个表情。
“我去上夜班。”按理来说那天不是我出勤,表格上应该没有我的名字。但我只能这么回答了,按照练习好的那样。
“你几点出发,几点到的阿波罗?”
“大概是下午六点半出发的吧,七点钟就到阿波罗了。”
“七点,离你的上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哦。”
我抢答道:“对,早点儿去,在领导面前多表现表现。”
“然后呢?”恐怕接下来才是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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