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蘅看了无数遍，宁肯怀疑自己的眼睛。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确切无疑。
她收到了两封，不，是三封，连同玻璃下压着的一共三封，内容几乎一模一样的信。
不新鲜，迟到四年，像一场恶作剧。
几乎一样的话，嬢嬢在信上说了三遍——终于打听到他们父女俩所在，每月一封信，盼望能收到。祖父病逝于正月初一，丧事被她一个贫眼无识的老妇人张罗完了，她会继续写信。
落款时间一样是1973年正月十三。
老妇人落笔前大概在心里打过几次草稿，无论充当信纸的是什么，从不写出纸张所能承受的范围。
这三封几乎一样的信，唯一不同在纸。
毛边纸，报纸，香烟盒。
这样的递进，如果从高到低，那是一种极为不详的信号。
杜家以往拆信的错刀，刀柄上都包一层薄金。
祖父用的是白玉刀，仿西周玉戈的形制，没有纹饰，工艺精巧细气。连开一封信的工具且讲究惯了的杜家，不会轻易用香烟盒纸来写信。
杜蘅无声地心悸。
香烟包装盒舒开不规则图形，嬢嬢娟秀漂亮的字迹整齐地躺在上头，无怨无悔。
字不委屈，看的人替它委屈。
杜蘅想象不到，也不愿意想象嬢嬢在怎样的情况下，怀揣怎样的心情，把字迹落到这张来历未名的香烟盒雪白雪白的内胆上。
如果杜家真的到了这一步，用纸如此拮据，连一张体面点的信纸也找不出来了，那么以嬢嬢的性子，绝不会把写信机会浪费在一信多书，多投广投上。
如果这个顺序是倒着来的呢？
先香烟盒，再报纸，再毛边纸？
似乎也无法解读出任何喜人的讯息。
香烟盒作为信纸的出现的那一刻，已经打破所有希望存在的可能性。
温热的身体贴了上来，杜蘅顿了顿，男人从身后抱住她，淡淡体嗅卷着春日草潮的生气，粗糙而平实。
“怎么了？”
她问。
陈顺说没有，一记吻落在发顶，口气沉沉的：“看你一个人这么站着，我心里没着落，就想抱你。你在怀里，我就踏实了。”
他在门外看了很久。
看她一个人，孤静静地立着，只穿一身单薄的旧衬衣，大气不出，窝着肩膀，两片肩胛骨像困顿久了的蝴蝶，要从皮肤里破出来。
何止没着落，他心疼了不知几疼。
信是他从场部找回来的。
所以在清理污渍时不可避免看到几句，当下高兴变成疑惑，疑惑转向沉重。
情绪上的跌宕起伏，他比她早一步完成。
他甚至比她更早萌生出猜想：也许在重大变故发生之后，嬢嬢心里病了，忘记先前写过一封报丧信，所以才有三封一样的报丧信出现在这里。
如果真是这样，过去四年，一名病人，至亲不在身边，老妇人要怎么过下去？
杜蘅是不哭的。
见识过眼泪有多没用的人，不会再在海拔3500的大荒漠上浪费任何一点身体储水，锅炉高温也蒸发过她的眼泪，那场像蛆虫一样的大雪，一场眼部感染，榨干眼眶所有储水。
所以现在，她是一个少泪的人。
陈顺告诉她，香烟纸夹着一封不成样的信封里，上面是串北京地址。即便不是嬢嬢笔迹，无论如何，他打算先打个电报，托北京的朋友帮忙找找。
尽管他这么说了。
尽管他给她带来了一点希望。
杜蘅心里不详的预感仍然在膨胀，无休无止，像宇宙不断膨胀一样，膨胀到使现实觉得十分拥挤，无地容身。
她惊觉北京竟是这么遥远的地方。
她还保有做囚犯的自觉。
从来不敢联系绍兴家中，担心自己的成分会给本就艰难的嬢嬢祖父再添麻烦，她不能这么做。
直到今年年后收到嬢嬢迟到四年的报丧来信，才敢把绍兴，把嬢嬢拿出来想一想。
在这之前她从不敢想从前，更不敢想绍兴。
“北京，太远了。”
杜蘅闭了闭眼。
太远了。
哪怕嬢嬢在那里，她也到不了。
何况嬢嬢未必就在那里。
但陈顺说，就现在，他带她上场部邮电局，拍电报。
他一刻也等不了，像军人听见他的集结号。
而她的寡默，就是他一生最警备的号角。
他粗疏的话如果经过修饰，会美得像宇宙所有星辰同时在打闪。尽管不修饰也很美。
他说，他的情绪长在她情绪上，她难受，他比她还难受，她心急，他比她还着急。
杜蘅问：“像寄生关系？”
“啥是寄生？”陈顺蹬着自行车，叮嘱她如果觉得冷，可以藏进他的大衣里，听到寄生的解释后闷闷笑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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