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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新证据提交。”双方道。
这个案子检察院和方轶都对案件的事实没有什么疑问，被上诉人袁伟对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双方的争议点在量刑和法律适用上。
……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在辩论前，法庭提请控、辩双方注意，辩论应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先请上诉人发言。”审判长面无表情的说道。
方轶看了一眼对面的检察员，重头戏就要开场了，现在才是本案的关键。
“现在由检察员发言。”审判长道。
“我们认为，袁伟构成诈骗罪，虽然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但是仅赔偿了被害人部分款项，并获得谅解，该等行为属于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情况，被上诉人袁伟应当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只是对刑事诉讼相关程序进行解释，不能根据该解释第五百零五条直接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如要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发言完毕。”男检察员道。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被上诉人袁伟可以自行辩护。”审判长道。
“我同意一审判决。”袁伟毕竟没经历过这样的事，被押上法庭时头脑中一片空白。
“现在由被上诉人袁伟的辩护人发言。”审判长道。
“辩护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妥当。理由如下：
被上诉人袁伟通过近亲属与被害人达成退赔协议，并获得被害人谅解，可以从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五条规定：‘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上述条款只规定‘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的处理，并且明确要求必须即时履行。因此，我们认为本案被上诉人与被害人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虽然未即时履行，但并不妨碍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即可以适用上述解释的第五百零五条。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袁伟诈骗数额不足十万元。
在本省相关司法机关未对数额做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从有利于被上诉人袁伟出发，本案诈骗数额应当被认定为数额较大，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因此一审判决的一年六个月的刑期恰当，不存在错误。
完毕。”方轶道。
虽然他本人不太认可和解协议的分期履行，但是现实中确实有些法院对此认可，本着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方轶将这个观点也写在了上面。
“检察员可以回应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审判长道。
“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仅仅是对刑事诉讼程序方面进行的解释，不能用程序法直接代替刑法，对于减刑的适用应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另外，虽然本省未对诈骗公私财务进行特殊规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可以在3万元至10万元之间调整，确定最低额。根据本案的情况，我们认为不宜将最低数额调整为十万元。
从惩戒犯罪的角度出发，被上述人诈骗金额应被认为数额巨大，不应被认定为数额较大。完毕。”男检察员道。
“辩护人可以回应检察员的意见。”审判长道。
此时的审判长让人感觉有点坐山观虎斗的感觉，辩论阶段事实上就是如此，在双方的辩论中，法官会参考双方的辩论情况，综合全案对上诉的事由进行分析判断。
“针对检察员的发言，辩护人的意见如下：
一、在刑事诉讼法当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在程序法中嵌入了实体规范，因此刑事诉讼法虽然是程序法，但其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均具有实体上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明确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的意思，可体现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五条正是对该条规定的具体化，因此，对于符合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刑事和解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减轻处罚乃至免刑，无须再按照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二、本省高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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